社会热点：什么是“人民满意的教育”？　　

转摘　　

近五六年来，教育观念与教育行为上出现的混乱，可能对教育的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之所以这样说，是我长期在一线教学，已经越来越难得听到经过理智思考发出的声音。混乱的原因可能是多样的，也许这是开放“搞活”的必然的嘈杂，也许它昭示的是没有权威的气候，也许这是教育改革必然要趟过的中国式市侩文化的泥泞之路。 　　

炫目而迷乱的口号　　

像其他行业一样，如今教育界也很能跟风，总有人提一些莫名其妙的口号。半年前，在街头看到某区教育局悬挂的拦街标语——“用心用力用命，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这条标语令我困惑，也不大舒服，有一种重温1958年的感觉。想当年，那是些多么豪壮的口号啊，“赶英超美”、“一天等于20年”、“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大干快上”，什么都来了。“用心用力用命”？这种缺乏理性的呐喊有可能再次把教育改革推向胡闹的深渊。教育如何“用心用力用命”？至今没有权威人士作出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说。他们现在提出这样的口号，是否意味着此前他们没有“用心用力用命”？许多教师看了以后感到别扭，有人质疑：“用心用力用命”就能办好教育吗？为什么不多用用脑袋？　　

不可思议的是社会似乎接受了这个口号，校长们大会宣讲，当街悬挂，对传媒发布，而且以此作为评价标准；一些校长在工作总结中，也特别注意写进这个“用心用力用命”。浮躁的口号固然彰显官场好作大言的痼疾，但是它所表现出一种危险的思想倾向，就是把教育当作一般服务性行业，而没有意识到教育是国之柱石，千秋基业。　　

所谓的“人民满意的教育”，首先就是“做大做强”，以此“扩大优质教育资源”。　　

近年一些名校“做大做强”的战略宏图，也让我想起了1958年的跃进风。这个所谓的“做大做强”，是教育产业化的衍生物。如今教育界许多干部，都是1958年以后出生的，没有吃过浮夸风的苦头；而对一心“进步”的官迷而言，即使知道1958年的灾难，他也会装作不知道，他瞄准的只是个人利益。教育能不能走市场化的道路？结论已经比较明朗，和前五六年不同的是，大家纷纷出来否认自己有过“教育产业化”的言论。但是一些人“抢占市场”的意识过强，想“领跑”，拼命“做大做强”，一省之内，斥资两三亿、占地三五百亩地的学校比比皆是，在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县级市，也能看到耗资上亿元建设的豪华学校。然而这一切并非出于重视教育，而仅仅是把教育当作赚钱产业。我在江南的一些县镇看到这种比过去普通大学规模还要大的“名校民校”，疑窦顿生：这些学校消耗的是不是纳税人的钱？这样负债累累的学校靠什么维持？沉重的经济包袱以后让谁来负担？农民失去了土地，将如何生存？……　　

当今之世，要尊重市场规律，但是更应当注重社会道义。比如，医院治病收钱，但是医疗卫生能就此成为产业吗？我们认为医疗卫生应当是福利事业，这是从公教人员的角度去看（特别是一定级别的干部，他的伤风咳嗽都得由纳税人包下来）；但是对农民来说，只要交不出钱，就只能在医院门口等死。中国的医院几乎每天都在上演这种残酷的见死不救的真实故事，这是令有良知的医生们痛苦不堪的事。这也是全中国政府机构都面临的尴尬问题，大家都尽可能避而不谈。但是农民却无法回避这种现实。然而如果把医疗卫生当作产业，从价值规律而言，这种见死不救的现实就有可能是合理的。如果承认这是一种不公平，你就还算个有良知的医生；反之，你配行医吗？教育的问题也一样。比这种见死不救更可怕的是，教育如果产业化，就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有能力去搞希望工程，穷人的孩子读不起书，就只能去放牛、去挖煤；而且我们会眼睁睁地看着无法接受公平教育的人们怀疑并仇恨这个社会。 　　

“名校办民校”，与民争利，破坏了公平教育，阻滞教育的发展，而且也滋生腐败。国有公办学校的校长同时兼任民办学校的董事长，用国家的钱来建设“民办学校”，无视必然出现的办学困难，坐等经营不善，最后实现“改制”，低价转让给私人，由纳税人买单。——这与盗窃国有资产没有什么区别，而至今仍然没有制订有效的政策遏制这股盗窃风。　　

“做大做强”的理由之一是“充分利用优质教育资源”。名校所以成为名校，靠的是名师。建学校盖大楼，只要有钱就行，但是培养一代良师，没有一二十年难成。一所学校有一二十位名师，是谓“人才资源”，如一锅水中放一把盐，一勺味精；如果“做大做强”简化为在旁边再放上一大桶水，这岂不是“稀释优质教育资源”吗？行家批评这种做法是缺心眼儿，我看不完全是缺心眼儿，是“政绩意识”在作怪，有人明知后果，也就是要利用这个“政绩”往上爬，至于留下什么样的烂摊子，他不管。　　

我认为，名校恰恰不宜有目的地“做大”，大多数只能做成精品，一所学校必须有特色，独一无二。只有这样，才能给普通学校参与竞争留出空间。　　

但是我估计这一次折腾的结果比1958年会好得多，那一年，好多人在饿死前一定是望着天发问：“天啦，一亩地到底能打多少粮呀？”而今天，思考这样的问题不至于再被定为思想罪。　　

但是，我还是要对“用心用力用命”的口号问上一句：能不能多用用脑袋？　　

教育教学听谁的？　　

教育界最可怪的，就是虽然知识分子绝对人数最多，却并不把教师当作有思想意识的人，总是要求他们服从、听从、听话，久而久之，相当一部分教师也就乐得只干活不思想。他不会独立思考，只愿“听话”，倒也罢了；问题在于：他想听谁的？　　

是啊，就如眼下的教育改革，我们应当听谁的？几十年来，从读师范到工作实践，不断地有人给我们发放小册子，每一代政治家论教育的小册子，我都有过。当年我一直不解，难道说政治家什么都精通？比如，五个政治家论教育，论说有所不同，听谁的？如果五个政治家都伟大，所论述的都是一个道理，那又有什么必要全都发给我来学？不经思考，迷信权威，不按科学规律办事，中国人在这方面犯过的错误还少吗？1958年，湖南安江农校教师袁隆平看到“农业八字宪法”，说：“不对，漏了一个重要的字——‘农时’的‘时’。”有人立刻严肃地警告他：“这是毛主席说的。”袁隆平脱口而出：“毛主席不是学农的。”他因此获咎。几年前，有幸与袁隆平一席谈，他说的这件事令我感慨不已。什么是独立思考，什么是科学家的人文素养，什么是科学精神，都可以从这里找到答案。有袁隆平那种科学态度，水稻专家才有可能去解决几亿人吃饭问题。然而，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度，更重视政治家们的论农业，而对袁隆平们如何说，可能是不大留意的。同样，我想问的是：五十多年了，中国为什么没有出过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家？　　

与此相仿，我们的社会也非常注意“群众意见”，常常把群众的意见抬出来放在第一位，这固然体现了对群众的尊重，体现了一定的民本意识，但是就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事业而言，这样的选择也许并没有多大价值。“家长”是“群众”，“群众”就是“人民”，家长不满意，等于“人民不满意”。市民对教育可以参加意见，但是仅仅因为他是市民，他说的话就能代表“人民”？他就可以肆意歪曲教育？从近年对教育界的批评可以看出，社会性的功利主义是课改最大的障碍。　　

群众对教育的认识和判断，目前还无法达到教育发展所要求的最低水准。基层教育局长说，现在召集家长座谈会，“主流”的话都无法公之于众。为数相当多的家长认为只要能让孩子考上好大学，听凭学校安排；而一些校长则利用部分家长的心理，为违反规定补课大造舆论。 　　

如果“人民满意”等同于“群众满意”的话，“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个口号就很值得商榷了。举最简单的例子。作为教师，我对高三毕业班一周要上8节语文课感到困惑，但是很奇怪，许多家长一点也不困惑，他们认为课越多作业越多越说明教师“用心用力用命”；对每周8节语文，家长中也有反对者，他们认为一个星期上8节语文太多了，认为应当把时间用到数理化或是外语上去，他们问：“上那么多语文课有什么用呢？”　　

还有更滑稽的现象。在“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个口号中，“人民满意”竟然不包括教师和学生，而仅指学生家长。如，星期六该不该补课？——这个问题该不该提出姑且不论，提出来以后该由谁来回答，我以为首先应当尊重教学双方。可是2004年当个别媒体就违规补课向“群众”作口头调查时，对象竟然清一色是学生家长！对这种“群众意见”，教育行政部门一声不吭，有的校长竟然把这种“群众意见”当作反对课改的挡箭牌。当对教育改革一无所知，当社会的价值取向停留在一个比较落后的状态，出现明显的偏向时，这种“民意测验”、“问卷调查”有什么价值，起的又是什么作用呢？据说有的地方教育部门（包括一些校长）作秀成瘾，竟然放出话来，称选用什么教材，也要征求家长意见，这种猥琐的表演又超乎一般性服务行业之下，简直和街头行骗差不多了。　　

去年，我就所谓“南京高考之痛”讨论发表看法，提到“人们忽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学生希望得到什么样的教育，他们渴望得到什么样的发展？他们接受什么样的考试形式？”我认为，我们大家都应当听听学生说些什么。没想到文章刚发表，立刻就有教师“代表全国的中学生”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学生希望的就是考上大学！”——如果全国的中学生都认可这位教师做出的回答，那也许真是中国教育的悲哀，那也许更能验证应试教育的对师生的摧残，当然，那也许真的到了让人无话可说的地步。什么责任呀，未来呀，民族希望呀，就在这种貌似捍卫学生根本利益的幌子下全都消灭。那些不遗余力反对课改的人们究竟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出于什么样的价值观，一直是我想知道的。如果仅仅是出于怯懦的性格，出于懒惰作风，或仅仅是一种短视，只要没有个人企图，那倒并不可怕。　　

然而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他们不是没有看到不公平，不是没有看到落后，他只是看到走在前面的人有可能“踩地雷”，而他既不敢亲自去排雷，也不愿意让别人排雷而成英雄，在他看来，倒退最保险，但是他又不愿意一个人喊倒退，他希望大家一道喊，形成“群众意见”。——怕负责任，怕吃苦头，怕失败，但是他们唯独不怕中华民族教育落后于世界。他们不是尊重规律，尊重教育的本质，而是过于重视个人利益，对社会习惯势力无比敬畏。　　

如果教育者把“群众的意见”一律视为圭臬，那革新教育就无从说起。中国旧时的宗族家法，也是一种“群众意见”，所以有沉潭与乱棍打死；义和团人多势众，也曾倒电杆扒铁路；当今世界不开化地区，斩首与寸磔也只需要群众齐喊一阵……这种“群众意见”有什么先进性？我们是不是也要用这种方式来办教育？　　

错把家长满意等同于“人民满意”，或许这就是问题的症结。　　

在教育问题上，我绝对不反对听取群众的意见，听取政治家的意见，但是，我更主张听取专家的意见，听取教师和学生的意见。　　

教育仍在被玷污　　

教育界出现一点混乱未必是坏事。但是校长和教师不摆正自己的角色，弄不清自己的任务，则肯定不是好事。　　

前几个月，在某报“素质教育再讨论”中，有位校长撰文称：“那些高扬着‘人’的理想主义教育大旗的人们，将现在的教育一概斥之为应试教育，并且欲全部付之一炬而后快的人们，他们勾画了一个教育的乌托邦，却在呼唤学生们反对现在的教育、抛弃现在的教育。要今天的人呼吸明天的空气，可能吗？”文章又说：“家长希望孩子通过勤奋学习，上他该上的学校，过上该过的生活；学校和老师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理想，何罪之有？从古到今，从中到外，学校的任务是什么？”文章公然称素质教育是“媚雅”，认为比媚俗的应试教育更坏。——这些话说得很清楚也很明确，就是要旗帜鲜明地支持应试教育，反对素质教育，反对“人的教育”。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文章竟然把“考大学、过好日子”当成学校的惟一任务，实在匪夷所思。这可能是把市场的商业运作概念照搬到教育上来了。文章作者的“服务意识”很强，也许在其看来，教育是一种供需关系：家长付了学费，他想购买什么就得听他的，学校的一切工作要以满足交费者的需求为宗旨。作者的观点，是把学校的职能理解为商业服务，教师等同于商业服务员（类推，校长也就成了老板）。按这个逻辑，学校被当成饭店、宾馆、发廊、浴室，因而一些怪现象也就正常化了。比如，家长可以随意干预教师的教学。有学校请家长进课堂听课，如果家长对教师的教学不满，学校可以随即更换教师；有的学校征求家长对教学的意见，作业量由家长说了算；有的请家长对教师作业批改提意见，还有小学竟在学校首倡教师“跪式教学”……请问，世界上有哪些国家敢这样肆无忌惮地玷污教育的？师道尊严或许不必提倡，但是教育尊严却被他们看得一文不值。在他们眼中，教育是商业，学校是企业；在他们眼里，教师就是供家长和学生使唤的仆佣，学校办学原则由“消费者”说了算……至于说“媚俗”与“媚雅”，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总想到“媚”？再有，“人的教育”这个提法错了吗？如今的校长们都是经过上岗培训的，难道对他们讲授教育学的先生们只教会了他们一个“媚”吗？ 　　

在应试教育猖獗的地方，校长们也的确终年忙碌。例如为了比升学率，比名牌大学入学人数，学校之间争生源，每年都有一场恶斗，手段奇特，无所不用。为了争抢优秀的初中毕业生，甲校许诺“只要愿意，降20分录取”，乙校则开出条件说“只要愿意，免试录取之外，送一辆电单车”，丙校称“只要你愿意，送一万元奖学金”，丁校说，只要你选择我们，你可以挑班挑教师……至于教学质量如何抓，各校都有自己的“招”。有公立学校校长私下给一民办学校校长面授机宜，说：“考试分数上去了，生源就来了。要想考试分数上去，诀窍只有一个：别把学生当人看待，要找敢给学生施大压力的老师。”　　

他们就是这样肆无忌惮地在玷污教育。　　

教师的思想也混乱。同样是摆不正关系，庸俗作风和伪圣情结同时渗透到应试风潮中，显出另种种怪异。这些教师完全不顾教育的本质和教育尊严，努力迁就家长和学生各种不合理的要求，把教师荣誉和升学率、考分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不是按教育教学规律教育学生，而是趋从屈从于少数人的特殊需求。家长希望教师给孩子“开小灶”，教师就单独辅导；家长希望孩子朝某个方向发展，教师就迎合家长的意旨做学生的工作；家长希望补课，教师就对学生讲出一番加课时的“科学道理”……这究竟是当教师还是做仆人，他弄不清了。学生考得不好，教师想不开，内心痛苦，寝食不安，自怨自艾，似乎这样才能体现教师的责任感，才能在家长校长那儿受到好评。如果高考得胜呢？我们教育界的一大批“名师”、“特级”靠的不就是这个吗？如果没有了高考，名师无名，特级不特。这类教师，能和家长一同挖苦“素质教育”，能和家长一同诅咒教育理想。你批评他不敬业，可能有些冤枉他，因为他的样子很辛苦，一丝不苟；你说他没有水平，也可能小瞧了他，他毕竟对高考有所研究。他把高考当成教师的惟一使命，当作精神追求。如果你认为他是合格的教师，则就错了：他没有理想，也鄙视理想，他“现实”到不愿意为明天做一点点事。所谓“盛到碗里并不是肉，吃到肚子里才是成就”……在我们中国，家长们是多么喜欢这样的教师啊！因为这种教师，和他说一样的话，打一样的算盘，志趣相同，人格追求也可能一样。形成中国教育困难局面很不幸的一个因素，正是这种世俗猥琐的教师观。教育界弥漫着的市侩习气，令人窒息。 　　

学者们认为，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教育“赢在起点，输在终点”。我看未必如此。当孩子从六七岁上学就知道“排名次”，就知道“请家教补课”，就知道“竞赛获奖可以加20分”，这样的教育观念成为主流意识或是形成习惯势力后，中国的教育从起点就输定了。　　

我说了这些，还没有回答文章提出的问题，也就是究竟什么才是“人民满意的教育”？请想一想中国的昨天和今天，想一想世界的昨天和今天，我相信，会有一些同行作出理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