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基于信仰的教育　　

肖川　　

　　教育的最高境界当是灵魂的感召。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与信仰有着内在的关联，甚至可以说，信仰是真正教育的天然要素 。　　

　　每当夜深人静，流放于尘世之间的自我回到家中的时候，就会有一个问题悄悄地爬上心头：人为什么活着？我相信，那些摆脱了生存危机的人都会有同样的困惑，会遭遇同样的拷问。 　　

　　可在今天这样一个真诚逃亡和良知隐逸的时代，一个由效益(率)、功能、技术、模式、经济原则所支配的社会，以从容的心态谈谈无限与永恒，谈谈信仰与孤独，谈谈神秘与本体，谈谈灵魂安顿与终极关怀，这些看起来不染嚣尘的形而上的概念，对大多数人来说，已是难以追怀的往事与神话了。生命最本真的问题被膨胀的物欲所遮蔽了。 　　

　　因而在今天，我们思考教育问题，如果没有一种使命感，一种深沉的痛楚和战栗的恐惧，如果不能渲染一种独立思想和知识分子的操守，我们的思想就必定是苍白和无力的，就不可能有感召力和感染力；这种痛楚和恐惧，就源于我们对日渐消逝的人的焦虑，源于对物欲与技术统治下人的呻吟的谛听与同情，源于我们对于灵魂安顿与终极关怀的诉求；而这种操守是只能建立在我们的信仰之上的。 　　

　　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我们都是莫名其妙地生与无可奈何地死。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自己主动要求出生的，但既然我们来到了这个世界上，我们就必须严肃地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究竟为什么活着？这是一个灵魂的问题，它不可能依靠理性和逻辑来求得确解，而只能诉之于信仰。 　　

　　教育的最高境界当是灵魂的感召。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与信仰有着内在的关联，甚至可以说，信仰是真正教育的天然要素。因为，真正的教育不仅有着现实的关怀，还会有着终极的关怀。而终极关怀只能用信仰来承载。因为人之为人就在于人是一种精神的存在，生命的存在惟有灵魂，作为精神存在的最核心的要素就在于对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的领悟，领悟来源于启示，来源于信仰。 　　

　　没有信仰就没有灵魂，而没有灵魂，一切都将成为没有结局的开始，成为权宜之计，成为得过且过、苟且偷生；没有灵魂，所谓的道德就会沦落为一种伎俩：一种逃避责罚和获取奖赏的伎俩。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都可见到那些藐视道德的行为背后隐藏着一个怀有不道德的动机、将道德作为敲门砖、以最大可能捞取好处的伪君子，这就是因为缺乏信仰所致。 　　

　　在中国文化的设计中，人们关注的中心问题是“人应该怎样活着”——如何在一个由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对等关系(而不是平等关系)所构成的社会中尽自己的本分：怎样做到君敬臣忠、父慈子孝、夫和妇顺、兄友弟恭、朋谊友信。而对于比“人应该怎样活着”更高的一个问题：“人为什么活着”，缺乏丰富的、富于深度的思考，因而中国的伦理道德都带有功利的色彩，并不可避免地沦落为一种处世伎俩。 　　

　　教育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信仰与哲学的问题。信仰问题首先是一个文化问题，其次才是一个人生的问题。对世界和人生的某种最高真理的寻求乃是灵魂的需要。 　　

　　如果一个文化中缺乏对于灵魂安顿的设计，存在于这个文化中的个体，要么麻木不仁、浑浑噩噩，要么惟利是图、巧取豪夺，要么苦苦探寻、无所适从。在我们的文化建设中，着眼于信仰，是何等必要。文化、信仰、教育，三位一体，才能构成一个完整人的健全的精神生态。所谓信仰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支点、生命之根赖以深扎的土壤，没有信仰，生活就会难以承受风雨侵袭，就只能有类似于动物本能的生存，而不会有真正人的生活，更不会有生命价值的弘扬与实现。 　　

　　建基于信仰的教育必定有着这样四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必须守护的核心价值、使命感、终极关怀和仪式境界。而反思一下有些教育，充其量只能算是宣传加规训，它的确可以塑造某一种满足一定需要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但难以成全立于天地之间大写的人。 　　

　　建基于信仰的教育是一种源于内心的召唤，这种召唤带给人们的是一种温柔的冲撞；它使得内在于教育情境的每一个人都会无比真诚地谛听来自生命最本真的悸动和低语，教育过程真正成为一个没有耳提面命的疲惫、温暖而百感交集的精神之旅，在日渐清晰的人生目的的探寻中，心灵变得纯净、充实、澄明和温润。